1429章 视而不见 (第2/2页)
　　
　　这就是“视而不见”的真实含义。不是眼睛看不见，是大脑不允许你看见。认出一个现象，不仅仅需要看到它，还需要知道它可能是什么。就像M21的那些切片，在弗里茨重新染色之前曼因斯坦翻来覆去地看过很多遍，看到的只是“不正常的细胞”，形态很奇怪、分布很奇怪、数量很奇怪，但也就是“不正常的细胞”。直到双皮质素的染色结果出来，那些“不正常的细胞”才变成了“正在迁移的神经前体细胞”。现象没有变，变的是观察者的认知。
　　
　　周五下午，曼因斯坦把所有的发现汇总成了一份报告，发给了韦伯。报告没有标题，第一页只有一行字：“韦伯教授，您的数据里一直有答案，我们只是帮您读出来了。”
　　
　　韦伯的回复在晚上到达：“曼因斯坦，我以前说你走得太快，是我错了。你不是走得太快，你是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人，回头看跟在后面的人，会觉得他们在原地踏步。”
　　
　　曼因斯坦读了几遍，把手机递给杨平。杨平读了一遍，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机还给他。
　　
　　韦伯转向的消息比他自己预想的传播得更快。一周后，曼因斯坦收到了七封来自不同国家实验室的邮件。最引人注意的一封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件人是神经性疾病部门的项目主管，邮件的标题是：“关于您的最新发现，NIH希望组织一次专题研讨会。”
　　
　　曼因斯坦把邮件给杨平看。杨平几乎没有犹豫：“你去吧。”
　　
　　曼因斯坦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知道杨平是在把聚光灯让给他。杨平对这些确实没有兴趣，不是故作清高，是真的觉得不重要。学术会议的荣誉、国际认可、行业地位，对他来说一文不值。他更在意的是实验设计是不是够干净、数据是不是可重复、机制能不能讲通。至于谁去做报告、谁去领奖、谁的名字排在前面，他不在乎。
　　
　　“好，我去。”
　　
　　飞往美国的航班是红眼航班，曼因斯坦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看见窗外的云层在晨光里烧成一片金红色。他拿出笔记本电脑，把PPT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改了几处措辞。
　　
　　到达NIH的当天下午，报告被安排在最后一场，四点半开始。会场很大，能坐三百人左右，陆陆续续坐满了。来的不只是NIH内部的科学家，还有从周边大学赶来的，哈佛、约翰·霍普金斯、宾大，有人开了三个小时的车。
　　
　　曼因斯坦走上讲台。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他打开第一页PPT。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概括起来是一句话。脊髓损伤可以修复。不是可能，不是也许，不是‘在动物模型上观察到’，是可以！我有人类患者的临床数据。”
　　
　　台下有人交头接耳。
　　
　　曼因斯坦按了一下翻页笔。屏幕上出现了陈建国站立在平行杠中间的照片，两条腿稳稳地踩在地上，双手扶着杠子，目光看着前方。
　　
　　“这位患者，胸髓第五节完全性损伤，伤龄十一年。术后第四十周第一次独立站立。现在术后第五十周，能站立五分钟以上。不是靠外骨骼，不是靠电刺激，而是损伤的神经得到了修复。”
　　
　　台下安静下来。
　　
　　曼因斯坦把所有的数据讲了一遍。M7的电生理记录、M8的组织学切片、M21的单细胞测序结果、陈建国的脑脊液检测报告、感觉平面下降曲线、肌力恢复时间线、站立时长变化图。每一张PPT他只用几秒钟翻过去，不是敷衍，是因为所有的关键数据都在图上，白纸黑字，不需要多解释。
　　
　　讲完之后，问答环节，有人举手。
　　
　　“曼因斯坦教授，你们的样本量是多少？一例人体试验的数据，能得出脊髓损伤‘可以修复’的结论吗？”
　　
　　曼因斯坦看着提问的人：“不能！一例不能。但一例可以证明这件事值得继续做。如果没有一例，就不会有很多例。这只是一个开始。”
　　
　　又一个人举手：“你们的机制研究还没有完成。因果关系还没有被严格证明。在因果关系被证明之前，你们怎么确定是你们的干预导致了功能恢复，而不是自发恢复？”
　　
　　曼因斯坦说：“我们不确定。但这位患者受伤十一年了。你知道在人类脊髓损伤的文献中，完全性损伤十一年后自发恢复的案例有几个？”
　　
　　提问的人没有回答。
　　
　　“零个！没有人在受伤十一年后自发恢复任何有意义的神经功能。这是医学界的共识。所以，当我们的患者在十一年后站起来的时候，说‘这不是干预的效果’，那才是反科学的。”
　　
　　全场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尴尬，是一种被说动了的安静。曼因斯坦能感觉到空气里的氛围变了，从审视变成了倾听。
　　
　　报告结束后，曼因斯坦被十几个人围住了。有要求合作的，有索要数据的，有邀请他去另一个学校做报告的。一个来自瑞士的教授拉住他，问他愿不愿意一起申请欧盟的基金。一个来自日本的年轻研究员挤到前面来，说他三年前也见过类似的电生理现象，但当时以为是记录错误，没有保存原始数据，现在想重新做一遍。
　　
　　回到酒店后，曼因斯坦给杨平打了一个电话。
　　
　　“教授，报告做完了。”
　　
　　“怎么样？”
　　
　　“有人质疑样本量，有人质疑因果关系。该问的都问了，该答的我都答了。”
　　
　　“我们不需要他们相信。”
　　
　　曼因斯坦想了想：“对！不需要他们信，他们自己去重复。信不信不重要，重复出来才重要。”
　　
　　两天后的傍晚，曼因斯坦回到南都。唐顺在机场到达口举着牌子等他。曼因斯坦只有一个随身的小行李箱和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曼因斯坦教授，直接回研究所吗？”
　　
　　“回！”
　　
　　回到研究所，曼因斯坦推门进去的时候，已经晚上七点多。
　　
　　陈建国已经不在。训练室里空荡荡的，平行杠在灯光下投下两道平行的影子，一直延伸到最里面的墙上。但墙上多了一张新的便签条，明黄色的，上面是李姐的字迹：
　　
　　“曼因斯坦教授，建国今天站了六分钟。他让我告诉您，他在等您回来。”
　　
　　曼因斯坦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他出差三天，走之前建国站了五分钟，回来变成了六分钟。三天，进步了一分钟。
　　
　　他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走出研究所大门，抬头看天。
　　
　　今晚有星星，不多，但清晰。他想起杨平说的“南都的星星在光污染中倔强地闪烁”，觉得这句话应该写在纸上。不是写进论文，是写进一个人的笔记本里。某个深夜一个人坐在窗前回想这一生的时候，能翻到这一页，看到这行字。
　　
　　南都的星星在光污染中倔强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