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政策 (第1/2页)
乔羽刚回到顾问舱室外的走廊，还未平复查看礼品时感受到的复杂心绪，一个略显油腻而急切的声音便从侧后方传来。
最开始呵斥乔羽的那名通事弯着虾米腰，脸上堆砌着过分热络甚至有些卑屈的笑容，双手连连作揖。
“苏公子！苏公子留步！
小的方才……方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猪油蒙了心呐！
竟不知您有这般通天……呃，通洋的大能耐！
小的这里给您赔罪了，您千万海涵，海涵呐！”
他刻意的咧开嘴，露出一口被烟草熏染的黄牙，笑容里充满了市侩的算计和见风使舵的灵活。
这通事的思维很简单，这位不起眼的穷书生竟然能自由出入西洋贵人的舱室，必定是得了青眼，攀上了高枝。
现在巴结，说不定能捞点油水或门路。
乔羽脚步顿住，缓缓转过身。
看着眼前这张与不久前倨傲刻薄判若两人的脸，她心底首先涌起的是一阵冰冷的厌恶与荒谬感。
这变脸的速度与彻底，让她几乎要嗤笑出声。
呵呵。
变脸这门非遗技术真是让它学到精髓了。
表面上，她只是勉强牵动嘴角，挤出一个极其疏淡、不达眼底的微笑，算是回应。
那通事见乔羽没立刻赶人，胆子更大了些，凑近半步，压低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贪婪。
“那个……苏公子，要是温特沃斯顾问大人……赏了您什么稀罕的洋玩意儿。
或是日后有什么好门路……您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几个老相识啊！
大家互相帮衬，帮衬！”
他的眼神在乔羽朴素的衣袍和手中厚厚的文件上叽里咕噜地打了个转，似乎想找出些“得了好处”的迹象，心思全然放在了如何从可能的利益中分一杯羹上。
乔羽耐心几乎耗尽，但就在她准备冷淡打发的瞬间，研究员的本能压过了个人情绪。
她脑中飞速权衡着。
恶心是真恶心……
但这些人，地位卑微却身处关键地位。
一头连着官府办事的规矩，一头接触着外商水手的见闻，消息芜杂却可能包含未经修饰的碎片。
对锚定这个时代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具体执行，或许是条值得一试的途径。
……代价是忍受那张令人厌恶的嘴脸。
她迅速做出了取舍。
乔羽神色未变，只是收起了那点虚假的笑意，端起了一点略显高傲又仿佛被说动了的腔调。
“行吧，这话倒也在理。不过嘛……”
她故意拖长了音调，瞥了通事一眼。
“空口白话的‘帮衬’就免了。
你们若真想有点‘往来’，倒不如先给我讲点实实在在的——
朝廷如今对各处口岸、对外洋商船，到底是个什么章程？那些条文律法，在下面又是怎么个执行法？”
她将问题引向自己真正关心的领域，同时摆出了一副“用情报换可能好处”的姿态，这符合市井交易的逻辑，也不容易引起对方怀疑。
通事见有门儿，立刻打起精神。
这类话题正是他们熟悉的领域，既能显示自己“有料”，又不涉及太要命的机密。
他开始滔滔不绝，夹杂着抱怨、吹嘘和零碎的实例。
“哎哟，苏公子，这您可问对人啦！
这章程啊，说来就话长了，无非还是那句‘严华夷之防’嘛！
就说这广州，规矩那叫一个多！
洋商不能进城，不能随便见官，买卖必须经过十三行，连雇人都得层层上报……
就前两年，还有因为‘夷妇’上岸惹出的官司呢！
其他地方？那更是严防死守，等闲船只靠岸都要被盘查驱逐……
官府说是怕滋扰地方，其实啊，嘿……”
他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其中不乏对政策僵化、官员勒索的抱怨，以及对一些突发事件的简单描述。
通过和通事的交谈，乔羽对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政策有了一个更全面、更鲜活、矛盾、有时甚至显得有些荒诞的现实了解。
明朝末年，山河飘摇。
国内灾荒连年，民变四起；
朝堂上党争激烈，国库空虚；
外有满人铁骑踏境，虎视眈眈；
国家已陷风雨欲来之势……
1644年3月，李自成军队攻破居庸关，进逼北京，4月25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北京城破，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殉国，明朝作为统一政权灭亡。
山海关战役后，清军在多尔衮率领下进入北京，宣称“为明朝复仇”，以礼改葬崇祯帝，收揽人心。
10月，清朝顺治帝从盛京（沈阳）迁都北京，标志着清朝正式成为中原统治者。
明朝宗室在南方先后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郑成功、李定国等将领持续抗清，与清朝对峙近二十年。
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在缅甸被俘后被杀，南明基本灭亡。
残余明朝势力逃往台湾，建立郑氏政权，继续开展反清复明活动。
由于明朝的反抗力量一直活跃在台湾岛附近，在清朝统治初期，为了对付明朝残留的抗清力量，清政府一度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沿海居民出洋，限制中外往来。
在台湾的反清力量降清后，清政府才于1684年解除海禁，并在厦门、广州、宁波和上海设立四处口岸，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宜。
此后，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审定船户出海资格、实行联保制度、限制船只大小和载货类型等。
对于外来船只，清政府指定停泊地点，严禁输入军火，不许久留内地，并从1686年开始建立行商制度，此时中国并没有海关。
伴随着欧洲商人走向世界的还有天主教势力。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传教士就不断地进入澳门，向中国人传教。
传教士一方面结合中国儒家经典介绍基督教教义，另一方面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
比如利玛窦入华之初即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五大洲。他有意地把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央，迎合中国人对中华的认识。
一些耶稣会士还和中国学者一起绘制了中国地图，还有些传教士奉朝廷之命，协助制造西洋火炮。
在北京圆明园内曾有一片欧式园林建筑，俗称”西洋楼”，由十余个建筑和庭园组成，是欧洲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等设计指导，中国匠师建造的。
传教士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工作的确丰富多彩，然而，随着教会在中国影响的扩大，罗马教廷开始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
规定不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参加祭孔子祭祖宗的活动，甚至多次上书，要求康熙皇帝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
康熙皇帝坚决回拒了这种无理要求。
从此，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政策。
由于传教士在各省传教，导致人心渐渐被煽惑；
还有部分外国人无视中国法律，为非作歹，骚扰百姓。
雍正帝担心如果大批中国人加入教会，听从教会的指挥，一旦外国侵略者大兵压境，中国就极为危险了。
1724年，雍正帝传谕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并下令没收教会在各地的财产。
由于清朝是满族人入主中原，所以每逢有人民反抗君主专制统治，便总认为是汉人不服管束。
它担心中外交往的增多会导致反抗力量同西洋人一起构成对其统治的威胁，再加上传教士同外国商人关系密切，因此在禁教的同时也逐步限制贸易范围。
1717年，清政府干脆下令不许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噶喇叭（今爪哇）等地进行贸易。
这是闭关政策的开端。
1757年，清政府正式实行闭关政策。
乾隆皇帝宣布，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的虎门一处停泊贸易。
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确定”公行”为管理对外通商的机构。
公行是由官方特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
外国人到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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